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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开户28-萧武:儒家复兴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阶层分化之后想固化?

发布时间:2020-01-09 13:52:26   阅读:1055次
[摘要] )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四)儒家复兴与阶层固化经常有人以国外对儒家越来越重视来证明儒家的价值。2004年,读经运动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随即引发了关于儒家复兴的大规模讨论。但柯小刚的批评不仅未能引起国内新儒家的正视与反思,反而激发了一些读经活动人士的仇恨,在新儒家圈子内部对柯小刚进行人身攻击。不过,读经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会变化使然。衣食足而知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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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开户28,(原文近4万字,是在2005年关于蒋庆的一个评论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原因是形势变了。这12年来,中国有很大变化,新儒家也有很大变化。所以,本文是由点及面,从对蒋庆的评论开始,涉及对新儒家的整体评估。当然,也涉及对中国道路的讨论,而且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的问题。

2017年1月起,在《经济导刊》杂志上分三次刊发,题为《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杂志在刊发时做了大量编辑工作,我非常感激。但这里仍然刊出我的原文。因原文较长,不太适合网络传播,因此,我在这里也将分开连载,供大家参考。)

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四)

儒家复兴与阶层固化

经常有人以国外对儒家越来越重视来证明儒家的价值。其实,如前文所论,这是一个误会。一个人穷的时候,他的祖先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尊重,当他发达了之后,重修祖坟,邻居们纷纷表示,他的祖先就不是一般人。这种恭维只是客套话,并不一定真正代表邻居的想法。正常人自然会一笑置之,但如果有人却真的以为自己的成功确实是因为遥远的祖先就与众不同,则未免太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了。

然而不幸的是,国内似乎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而且其中还不乏政经要人,这种趋势就未免让人担心他们是不是中了别人的糖衣炮弹了。

除了新儒家在思想界的声音越来越大,在社会上,儒家的影响力近些年来也呈稳步扩大之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也许是各种国学班和读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受到不少人的欢迎。

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白领数量庞大,消费能力强,但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精神上容易产生空虚的感觉,国学和读经为他们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一些年轻的白领父母对现代教育深感失望,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文化,希望能得到心灵的慰藉。阅读经典自然是好事,应当支持和鼓励,但读经在近十年来的语境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经典,而是特指一些机构专门招收年幼的孩子背诵《千字文》、《三字经》、《孝经》及四书五经等等旧社会的蒙童读物的情况。

2004年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零星的读经、祭孔活动,但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04年,读经运动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随即引发了关于儒家复兴的大规模讨论。这场讨论并未形成任何结论和共识,但在客观上却等于为新儒家的主张和读经运动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宣传,让许多人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在精神上感到空虚,还可以通过读经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而且,不少年轻的父母认为,读经对孩子将来为人处世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因此将孩子送到读经机构接受教育。实质上,正如一些媒体先后披露过的,此类机构大多数并没有取得国家的办学许可和资质。不少机构在读经的同时,也在恢复一些封建礼仪,如要求孩子对长辈、老师等行三拜九叩大礼,甚至有些机构专门针对幼年的女童,按照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礼仪教育她们,给孩子灌输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此类机构见诸于媒体的,多数很快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取缔,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仍然以所谓民间读经的形式存在,处于灰色地带。发展到今天,读经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牵涉到许多人。在某些地方的读经机构,读经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读经,干脆放弃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让孩子在读经机构背诵那些所谓的经典。

2016年,本身也参与新儒家活动的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公开批评了这种情况,而他转发的一些父母在醒悟之后披露的读经活动的情况,让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邪教活动。孩子长期封闭读经,不与外界接触,不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让孩子不仅在学习上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而且,孩子还因为没有到正规学校接受教育,无法与同龄的孩子交流,从而在社会交往能力训练伤也落后于同龄孩子。但柯小刚的批评不仅未能引起国内新儒家的正视与反思,反而激发了一些读经活动人士的仇恨,在新儒家圈子内部对柯小刚进行人身攻击。

不过,读经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会变化使然。实际上,就在读经活动在社会上开始繁荣起来的同时,一些以按照英国贵族的标准和礼仪教育孩子的机构也在国内悄然兴起。

衣食足而知礼节。对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在改革开放这些年里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他们多数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并不被社会上视为贵族。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为具有贵族气质和内涵,从里到外,从精神到物质,都成为完全的贵族,与普通人家的孩子区别开来。在大学里,各种形式的总裁班、国学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为热门行业,还有一些培训或与国外的交流项目干脆直接以培育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为名义。

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们不但丝毫没有像1980年代的宣传口号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财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计地想着让他们从物质财富上的贵族变成完完全全的贵族,不仅他们自己要通过豪车、别墅和各种奢侈品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变成贵族,还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坐享他们积累的财富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与众不同、彻头彻尾的贵族。本质上,大学里的各种领袖培育项目、社会上的英国贵族礼仪学校和一些国学班、读经机构一样,都是先富起来的人群将自己和孩子与普通人群区隔开来的一种方式,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贵族,只是成为英国式的贵族还是中国传统的贵族的问题。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曹锦清的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平等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遗产之一。因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阶层流动日益困难,但在人格上和内心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和普通民众仍然很难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区隔,也就是等级制度。先富起来的人们今天已经拥有的那些物质财富和赖以与普通人群区分开来的标志,如豪车、别墅、奢侈品等,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身份标志,这些只能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钱,只要别人有钱了,同样可以拥有这些东西。那么,真正让自己与其他人区隔开来,自己有别人却很难同样拥有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层面的区隔,而这必须通过教育、规训来获得。这也就是前面说的各种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那些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日益繁荣的原因。

总结来说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建立起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感之后,还要建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将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彻底固定下来。

而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日趋扩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一直到2000年前后,都还有大量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原来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纯粹依赖个人奋斗,已经很难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上立足也越来越依赖于父母和长辈的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在制度上,高考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经扮演着主要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角色,但近些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所谓的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来越高,高考的社会流动渠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一度出现了农村学生和社会下层的孩子几乎绝迹的情况,迫使国家不得不做出强制性规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这些学校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

举个例子来说。内地许多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确实增加了家庭的货币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让孩子能够上得起更好的学校。但如果是父母同时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大,这些孩子无论在学习上还是性格上,就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失败,后来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经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积累的家庭,则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积累,为子女找到更好的机会和出路。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有农民工的子女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难想象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来会成为社会下层。

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会越来越明显,穷生穷,富生富会成为社会常态。而且,随着社会资本积累的增加,只有有钱才能赚更多的钱,只有用钱赚钱才能赚更多的钱,用劳动赚钱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社会财富还会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分化更加严重,中间阶层日渐减少,社会阶层逐步向两极分化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等级的形成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常态,在今天的实际上也仍然可以算是“普世价值”。但仍然要提出的还是曹锦清的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中国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即使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会等级分化坐实,形成公开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须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在权利上也必须平等。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会等级,不仅在权利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努力让人们在能力上、机会上更加平等,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平等。也就是说,平等在经过过革命胜利之后,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不仅是权利上和程序上的,而且是实质上的,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阶层固化,就出形成较大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印度乞丐笑眯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绝不会出现,任何将社会等级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图,都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在历史上,儒家是更加讲究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往往与一定的等级秩序相关联。可以说,儒家在今天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等级分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等级分化在经济上和财富分配上已经成为事实,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论证和辅助,也才为儒家复兴提供了机遇。而且,除了读经这样明显的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之外,今天的新儒家们还在许多方面依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国学班,完全服务于为先富起来的人群做文化上的包装和加持。还有一些媒体吹捧的国学大师,往往与政治、经济上的权贵们关系密切。而对普通中下层老百姓来说,对儒家复兴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紧迫。

因此,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就必须做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决断,如果复兴儒家必须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牺牲平等,儒家将会作何选择?大致来说,对那些更重视在形式上复兴儒家的新儒家们来说,复兴儒家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更何况,既然在他们看来,礼崩乐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过分追求平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当然应该恢复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对复兴儒家来说,就是必要的。而对另一些更重视儒家精神的复兴,主张儒家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大概会认为,如果是这样,宁可选择让儒家妥协,也应该承认平等在今天的中国所具有的特殊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等级分化既是儒家复兴的机遇,但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儒家变成在今天的中国恢复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帮闲。如果是这样,儒家将来可能还要经历至少一次严厉的批判。如果到那时,儒家再想要复兴,就不太可能了,毕竟,历史不会给儒家把同一出戏演两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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